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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面对实在,容不得抒怀跟发泄

作者:admin 时间:2017-07-03

袁凌:面对真实,容不得抒情和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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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写到一个场景,父亲被关进古拉格,全家人没能熬过那个寒冬,除了父亲,都死了。儿子在部队里当兵,偷跑去看父亲,跋涉至西伯利亚,在那间父亲亲手搭建的黏土小屋里,父亲和他讲起家人的死,语气安静。格罗斯曼写道:“这些事,是不能哭着说的,哭着是没办法说完的。”

“当你面对真实,是容不得抒情和发泄的,你需要内心的力量把它接应下来,然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质询生死,才可以继承理解别人。”作家袁凌曾以社会消息记者的身份,见证一个又一个不那么鲜明的底层生活。面对因矿好受伤瘫痪的矿工、在北京艰巨做生意的早餐小贩、留守湘西乡村的祖孙养猪人、被地雷炸残却仍然在雷区中垦荒种田的农夫,他晓得,这些事同样是不能哭着说的。

他把他们写进新书《青苔不会消失》,说自己要“为卑微的力量,做无声的见证”。只有这样,他才临时解脱“活着与幸福是种亏欠”的内心折磨,才算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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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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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1973年生,有名作家、媒体人,曾发表有影响力的考察和特稿报道多篇,曾取得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等。已出版《青苔不会消逝》《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身地开始》《咱们的命是这么土》《在唐诗中穿行》等书。



直面生存之艰

生活只为他们留下仅存的破足之地

在所有采访过的人中,袁凌至今记得茕居在沂蒙山区的83岁的朱英传。他到访时,朱英传的家中没点灯,半边房子堆着黑乎乎的柴草,床头和冷灶连在一起,一天的伙食是两个馒头。“她躺着,柴草直接顶着她的头。”袁凌回想说,她当兵的丈夫去世多年,“她嫌他死得迟了一些,领到的待遇太少”。村里选举,她去了,领一袋洗衣粉,然后把选票给别人,任他们选谁。“战斗、革命、沂蒙的光荣传统都从前了,她的毕生所得就是顶在头上的柴草和一袋洗衣粉。”袁凌将她写进《寂寞沂蒙》。

在《血煤上的青苔》中,袁凌写到在一次煤矿事变中失去视力的邹树礼,他所在的八仙镇位于陕西省与重庆市的接壤,是袁凌的家乡。当时邹和老伴相依为命,777娱乐城。前年袁凌回家,得悉邹的老伴未几前逝世了,患风湿的她用煤炭地炉子烧开水,提水时水倒在火上,喷起的烟尘让她窒息而死。至今,邹树礼还在山沟里种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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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苔不会消失》

作者:袁凌

版本:中信出版团体/中信慷慨 2017年4月

本书精选了袁凌十多年来记者生活中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品,叙述了十二个触目惊心的灵魂故事,写出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分为“低微者”、“出生地”、“生死课”三个部门。

在城镇化的熙攘和人去田空的山坳之间,在花费浪潮裹挟下的愿望都市与资源极度匮乏的凋敝村落之间,在急速发展的网络购物与早出晚归的路边摊之间,在光彩与幻想不可及的贫困生活里,“有什么东西破损了,什么处所仍在疼痛”,777娱乐城

袁凌书写这些“破损”与“痛苦悲伤”时,也想探寻:什么是他们的意思?他们的生活有无不可替换的价值?当境遇让一个人被迫狠扎在土里,除生存外,所有自我抚慰式的虚空与自恋全被抽除,人活下去的气力从何而来?

“良多时候,我们想救命世界,偏偏是由于承当不了自己,承担了自己,在有限的生存境遇下,做好那一点点,就够了。”

因此所谓“卑微的力量”,在袁凌看来,不在于改变和推进,而是“在自己的地位上,真实面对自己,保持住了生存和人道”,是“被推到生存的原点,就靠那一点点刚毅、渺小、贫乏的内核,活下去”。

以文字偿还负罪感

把乡土和受伤的人背在背上

上世纪70年代初,袁凌生于陕西大巴山地区一个名为筲箕凹的村庄。

上小学时,班里有对兄弟,哥哥林娃俏皮捣鬼、弟弟才娃品学兼优。家贫,母亲好逸恶劳,父亲仰药自残,兄弟俩双双辍学。幼时的袁凌穿过一片玉米田去看他们父亲的遗体:“玉米要成熟了,是褐色的,颤泥荡的土是玄色的,阳光像是一面倒过来的镜子,777娱乐城,让人晕眩。”那恐怖的场景始终留在他心里。

几年前,林娃在河北矿上患尘肺病过世,家人在竹竿底下系了个“软兜子”,从县上把他抬进村,山路雨滑,他的遗体被摔入土壤。依照当地风俗,人死后,在入土为安前落土是吉祥的。而就在前几天,才娃给袁凌打电话说,自己在山东的矿上干活,已经是尘肺病三期。袁凌还见过一对患尘肺去世的兄弟,哥哥带他去看弟弟的坟,再次回乡,哥哥变成了弟弟旁边的另一座坟。

从小见过太多运气不公与生生死逝世的袁凌,在三十岁那年景为一名记者,他自然关注到那些“战胜艰苦且实在面对本人的人”,并把自己的命也拴在上面。《青苔不会消散》里记载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边写边想起外婆和母亲,“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不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他将她们比作长满青苔的石坎,终年缄默,“但抽掉了它们,地步会即刻崩塌,收获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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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作者:袁凌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

从幼年记忆中第一次开石板受伤的“红死”,到饥馑中饿死的年青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枪毙的犯人;从生命最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作者从对性命关注动身,忠诚同等地留念了人生中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



“因为我从村子来,所以只有不刻意往上看,就会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是如何构筑这个社会的地基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在目击过不公平的看待后竭力回避,不再提及;一种人则把这些事统统背在背上,不肯放下来。袁凌说自己心理上属于后者。

大学毕业后,他觉得“必需为乡土写点什么”,回乡呆了两年,一无所成。2005年,当他在北京打拼到“离胜利人士最近的时候”,强烈的负罪感让他“一刻都不能活,想到有那么大的货色没去在场转达,天天都想拿头撞墙”。于是他再次返乡,种地、写作。他住进村里的粮管所,和一位看管的白叟;又住进路边的杂货店,写那些不拘一格来买货的人;镇上修水电站,要将一条大河截流,他想亲眼见证那条河与连带的生命如何生、如何死。一年后,他却发明自己“像个异村夫”。

“彻底失败了。我之后所有的写作都没措施到达生涯和写作合一。”只管如斯,写完《从诞生地开端》之后,负罪感终于放过了他:“我至少局部地跟我的乡土达成了某种和解,能够不再那么愧疚了。”

写作者的宿命与反思

世界在下沉,我不愿和他们狂欢

“太繁重了。差评。”有读者留下这多少个字,就给《青苔不会消失》打了一星,然后扬长而去。

“没办法,读者习惯了那种甜腻腻的悲伤。”贫穷、疾病、肢体残缺、死亡……书中所写的人和事,确实不让人感到轻松。但在袁凌看来,他只是写出一种生活,并没有在展现苦难。而所谓“甜腻腻的悲伤”,就是那些或煽情、或比惨的文字,“让你内心深处没有真正感到不便,同时又消费了苦难”。这份甜腻之物,是“消费体系、权利话语、虚伪信息、调侃式的语言习惯的合谋”。

一个写作者,一个无故闯入别人的生活却又无力转变的记载者,毕竟应当以怎么的姿势面对真实呢?

在过去的采访中,袁凌亲眼见过因春游交不起用度服毒自杀的?女,见过被强横生病死亡的幼女,见过非典过后患上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女人,见过矿难后瘫痪的青年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在床上绣十字绣。他奔走于不同的生活现场,闯入别人不那么鲜亮的生活,然后抽身分开,写出的稿件“逃不外朝生暮死”。

“是的,我们知道了,然后呢?”总有人这样质问他写下这些的意义。

“我只是把我所见的有限的东西传达出来,而不下论断、不供给观点。”在袁凌看来:“杏肉可以糜烂,杏仁不会,我想写杏仁,想诉诸语言和生活自身。”而书写的意义就是:当有天你真的疼痛了,有没有心力蒙受和自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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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作者: 袁凌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随同互联网和消费文明的勃兴,语言抒发变得越来越轻飘,“我们正在失去真实面对教训、表白经验、记录经验的才能”。当我们习惯了用“蓝瘦香菇”表达伤感,用“宝宝好可怜”倾诉冤屈,用咧嘴笑的夸大表情陈述爱好时,“我们没办法用一个恰到好处的字,来表达我们自己”。

风靡世界的语言游戏将疼痛“精巧地包裹起来”,终极熬成一碗鸡汤喂给读者。而写作者自己也时常分不清,究竟是在写苦难本身,仍是在开释自己和满意民众的哀怜情感。“面对别人的真实生命,变得像看一幕片子,做一个感情游戏。”袁凌闭紧双眼,迟迟没有睁开。

写真实是苦楚的,“写到最后虚脱了,没方法再动头脑去想任何一个简略到极点的问题”。写《血煤上的青苔》时,袁凌感到自己在用一种“以头抢地、打滚耍赖式”的“很好笑”的姿态往前走。

回想自己漫长的“写作黑暗史”,袁凌自称为“被选中的功臣”,来到这载歌载舞却有破口的渡轮。世界在下沉,甲板上的人还在狂欢,“没有人去想怎么补漏,追求到岸”。

当你面对真实,是容不得抒怀和发泄的,你须要心坎的力气把它接应下来,而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质询生死,才可以持续懂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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